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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朝代只有15年,本人卻被罵了兩千年

原創
2020-01-12  最愛歷史...

多年以后,面對涌入長安的更始軍士兵,新帝王莽將會想起眾人勸進那一幕。

那時,代漢建新,開啟新時代,春風得意。誰知恍惚15年間,天下大亂,烽煙四起。如今自己身敗名裂,為俎上魚肉,已經68歲的老王,始料未及。

王莽不會想到,自己被殺后,身體會被更始軍士兵分裂,剁成肉塊,而頭顱則被切割下送到宛城懸于鬧市,甚至舌頭也被人切去吃掉。

王莽更不會想到,在死后的近兩千年間,自己將以“篡位者”之名遺臭萬年。

“當年推我做皇帝的,難道不是天意民心嗎?

▲王莽(前45-23),與其說他是穿越者,不如說他是復古者。

1. 外戚之家

公元前45年,漢元帝初元四年,王莽出生。

在古代,一個牛逼人物的降生往往伴隨著異象:什么“雷電晦冥”啊,“紫氣充庭”啊,“赤光繞室,異香經宿不散”啊……

王莽呢?別說異象了,哪怕在王氏家族里,他的出生恐怕都不能算是個事兒。

雖說他的父親王曼,是當朝皇后王政君的親弟弟,但是要知道,王莽的爺爺育有八男四女,而王曼并不是長子。按宗法制來說,王曼一支在家族里沒什么地位。而王莽也非王曼的長子,他上面還有一個哥哥王永。

可以說,雖然生在外戚之家,但王莽的血統,并沒有給他太好的順位。

不幸的事還在后面。

公元前33年,漢成帝繼位,王政君順理成章地成為太后,于是大封兄弟:以長兄王鳳為大司馬,權傾朝野;又封弟弟王商等六人為侯。王氏一族,飛黃騰達。

唯獨王莽一家時運不濟。

父親王曼,以及哥哥王永都沒活到這時候就去世了。家中沒了頂梁柱,只有寡母、寡嫂和小侄子,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依靠王莽的幾位叔伯。

生活的重擔,夾雜著人情世故,壓在了這個12歲少年的肩上。

然而王莽并不抱怨。他坦然接受了這一切,并在這種命運中,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史載:

莽獨孤貧,因折節為恭儉……事母及寡嫂,養孤兄子,行甚敕備。又外交英俊,內事諸父,曲有禮意。

王莽待人,溫良恭儉,不擺架子;侍奉母親、寡嫂,撫養兄長的孤子,既周到,又檢點;不管是結交才俊,還是侍奉家族叔伯,都委婉有禮。

王莽的大伯父王鳳生病,王莽親自照看,并為王鳳嘗藥,“亂首垢面,不解衣帶連月”

老王家飛升之后,王氏子弟多“侈靡,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”。相比之下,王莽的行為宛如一股清流,不僅諸位叔伯喜歡,名聲也傳得快。

王鳳臨終前,囑托妹妹,即太后王政君照顧王莽。而王商則直接提出分自己的采邑來為王莽加封。當時的名士,如戴崇、金涉、陳湯等人,也都為王莽請封。

戴崇、金涉在今天沒什么名氣,陳湯卻是個大人物——滅北匈奴,豪言“明犯強漢者,雖遠必誅”的那個人,正是陳湯。

就這樣,一個家道中落的窮小子,沒有耀眼的政績,更沒有軍功,卻在29歲的時候封了侯。

取得這樣的成就,固然與王莽本人的德行和名望有關,與家族叔伯、姑姑的照顧有關,但最根本的,還是托時代的福

在那個儒學大盛、標榜“仁”和“禮”的時代。

2. 儒學時代

與一般印象中儒學獨霸古代中國政壇不同,初創時期的儒學那是相當不招人待見。

遙想孔老夫子當年,周游列國,到處推銷自己的治國之道,卻從未被采納。而儒家學說的傳人,如孟子、荀子等,也始終沒能以儒為仕,將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。

秦朝建立,儒學竟遭到一記暴擊:焚書坑儒,差點斷了它的氣。

等到劉邦立漢,政治上一面承秦制,以法治國;一面又大興黃老之學,與民休息。得益于漢惠帝時期“挾書律”的廢除,儒學與百家思想一道,開始慢慢復蘇。漢初雖然已經有儒生仕官,但在國家治理中,儒家的主張插不進一腳。

轉折點發生在漢武帝時期,即教科書上所說的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”。經過教科書多年的“教導”,人們普遍認為漢武帝之后,儒家思想已經掌控了一切。然而,事實并非如此。

儒術并沒有被獨尊,百家學說也沒有真正被罷黜。甚至連漢武帝本人,其治國思路仍是以法家學說為主,雜取百家。

設太學,授儒經,這大概是儒家從漢武帝那里得到的最大好處。

數十年后,漢武帝的孫子漢宣帝,與他的太子,即后來的漢元帝有過一段很精彩的對話——

史載,漢元帝做太子的時候,“柔仁好儒”,見其父漢宣帝多用酷吏,行法家之道。便忍不住勸道:“陛下持刑太深,宜用儒生。

沒想到漢宣帝一聽就不高興了,拉著臉一本正經地說:“漢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雜之,奈何純任德教、用周政乎?且俗儒不達時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實,不知所守,何足委任。

字字如針。

說完,漢宣帝還不過癮,又補了一句:“亂我家者,太子也!

太子只是好儒,多了句嘴,就被老爸批“亂漢家天下”。可見在漢宣帝時期,儒學不僅未被“獨尊”,還被當成禍根。而關于西漢的治國之道,漢宣帝說得也很明白——霸王道雜之。

何為霸道?何為王道?

這個問題,后世的唐高宗曾問其臣令狐德。令狐德回答說:“王道任德,霸道任刑。

換言之,王道即以儒學為代表,為政以德;霸道則以法家為代表,為政以刑。而“霸王道雜之”的另一個意思就是不教條主義,兩者都拿來用。

公元前49年,“仁柔好儒”的漢元帝繼位。上臺后的漢元帝,不僅大肆提拔任用儒生,更是在國家治理中踐行儒學“仁政”的思想。漢成帝時延續了這種做法。所以,史學家錢穆才說,“漢自元、成以下,乃純用儒術”。

真正的儒學時代,到來了。

而王莽本人也是順從于時代洪流的。史載:“(王莽)受《禮經》,師事沛郡陳參,勤身博學,被服如儒生。

如此,王莽以德行符合當時的價值觀,因名聲好而封侯也就不足為怪了。假如他所處的時代是文景、武宣之際,就難有這種封侯的好事了。

3. 氣數已盡

儒學終于興盛了,但漢家天下并未因此變好。

西漢末年的形勢是很嚴峻的。元、成時期,土地兼并嚴重,自然災害頻發,財政捉襟見肘,底層人民生活困苦不堪。雖然此時的強漢對外還是很強悍,但在帝國內部,危機四伏已不是一兩天的事了。

漢元帝剛繼位時,在朝中一大班儒生的建議下,撤銷了鹽鐵官,以示讓利于民。然而諷刺的是,沒過多久就因為“用度不足”,復設鹽鐵官。多么尷尬。

另一方面,國內現狀的捉急,引發儒生們的普遍不滿。而災害頻發,竟讓儒生們自帶的天賦——“天人感應”覺醒了。

“天人感應”,是董仲舒雜糅儒家墨家之學,將“天意”與“人事”相聯系的學說。即所謂“天之所與,必先賜以符瑞;天之所違,必先降以災變。此神明之征應,自然之占驗也”

也就是說,當人的做法順天意時,上天會降下祥瑞吉兆;若上天不同意人的作為,則會以災害(水、旱、蝗蟲、地震、失火),或者異象(彗星,血雨)的形式警告世人。

想當年,漢武帝之所以要“絀黃老、刑名百家言, 延文學儒者數百人”,一方面是要借此突破黃老之學對漢武帝霸業的束縛,另一方面是為了以儒學的“仁”和“禮”,來緩和漢法秦制所激化的社會矛盾,即“外儒內法”而后來漢武帝召見儒家大名人董仲舒,更多的還是希望借助董先生的學說,明君臣尊卑,借天命立大漢之威。

只是漢武帝算盤打得太好:萬一這幫儒生假托天意搞事情怎么辦?

公元前135年,漢武帝建元六年,皇帝祭祖的長陵高園殿、遼東高廟發生火災。董仲舒一看好機會啊,便借此作書,說這兩次火災其實是上天對漢武帝不滿,以此宣揚“天人感應”。不想漢武帝聞之大怒,差點剁了董仲舒。

對務實的漢武帝來說,你儒生借異象、托天意粉飾太平可以,但批評皇帝的過失?絕對不行!

西漢末年的元、成、哀三帝,各方面都比漢武帝差了一大截。他們不僅性格柔弱,而像元、成二帝這樣的,本身就是儒家的忠粉。儒生們隨便說兩句,很容易就把皇帝帶跑偏。那坑爹的“天人感應”,徹底管不住了。

而大漢的確也是倒霉。公元元年前后,全球開始進入“小冰期”,自然災害接二連三。舉目望去,天下盡是“不祥之兆”,一個接一個,沒完沒了。

在一片唱衰大漢的聲音中,漢哀帝頂不住了。在儒生方士的攛掇下,他祭出了大昏招——“再受命”

公元前5年,漢哀帝建平二年,漢哀帝下了一道詔書:

漢興二百載,歷數開元。皇天降非材之佑,漢國再獲命之符,朕之不德,曷敢不通!夫基事之元命,必與天下自新,其大赦天下。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。號曰陳圣劉太平皇帝。漏刻以百二十為度。

什么意思呢?漢朝氣數盡了,但老劉家有幸再受一次天命,于是本皇帝現在改元,改國號,以后我也不是漢朝皇帝了,而是“陳圣劉太平皇帝”,甚至,哀帝連計時方式也給改了。

漢哀帝原本指望通過“再受命”扭轉國運。然而兩個月過去了,國運還是那么爛。漢哀帝不得不又取消“再受命”,老老實實繼續當漢家天子。

問題來了,你漢哀帝不是都下詔說漢朝氣數已盡了嗎?

4. 內圣外王

大漢太需要一個拯救者了。

在漢末的儒生們看來,革除漢末的弊政,救萬民于水火,施行“王道”,勢必要由一個具有圣人德才的人來完成。“外王”首先要“內圣”,而時下最符合內圣外王標準的,莫過于王莽了。

王莽本身就具備很高的儒家修養。

少年時不以家貧而廢學,恭身節儉,勤身博學。對待自己的親人恭敬以“禮”。受封新都侯之后,“散輿馬衣裘,振施賓客,家無所余,收瞻名士,交結將相、卿、大夫甚眾”,依然保持以往的作風,不因為身份、環境的改變而丟失自我。

公元前8年,37歲的王莽繼三位叔伯之后,出任大司馬。

雖已位極人臣,他的作風卻依然如故。“欲令名譽過前人,遂克己不倦,聘諸賢良以為掾史,賞賜邑錢悉以享士,愈為儉約。

可以說,“內圣”,在當時沒有人能比王莽做得好。

至于“外王”,王莽無論從資源、自身素質來說,也是行王道的不二人選。

王莽以大司馬秉政,又身為王氏家族的佼佼者。其時王氏子弟分居要勢,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。這樣的身份優勢,無人可比。

在任職期間,王莽也的確施行符合儒家政治理想的政策,“下惠士民鰥寡,恩澤之政無所不施”。在大災之年,“愿出錢百萬,獻田三十頃,付諸大司農,助給災黎”,又將其得到的賞賜封地“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”。甚至推動動哀帝下詔議田宅奴婢限列。

公元前7年,漢成帝去世,漢哀帝以藩王入嗣。面對王氏姑侄的專權,哀帝心有不滿,便培植自己的外戚勢力,借以對抗王氏,后來更是直接對王氏動手。

在漢哀帝的打壓下,王莽卸職回封國隱居。賦閑的日子里,王莽閉門不出,安分守己,以致后來天下吏民皆為王莽鳴冤漢哀帝不得不重新把他召回國都,讓他侍奉太后王政君。

不同于近代袁世凱稱帝時,被兒子、下屬的謊言蒙蔽,王莽當時的呼聲高,是貨真價實的。

世家大族敬佩他的品行,黎民百姓感念他的恩德,而儒生則將他視為實現“王道”的領袖。此時的王莽也有稱帝的野心,小動作不斷。但他對帝位的覬覦,更多的還是希望能借助皇權,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。皇位顯然不是終極目標。

說到底,王莽想做圣人。

5. 奉天法古

公元前1年,漢哀帝去世。在姑姑王政君的支持下,王莽迅速翦除漢哀帝的親信,重新奪回大權。

為避免皇帝難以制約,王莽立了個小皇帝劉衎,即漢平帝。

后來,王莽把自己的女兒,嫁給漢平帝。是時,13歲的漢平帝,娶了年僅8歲的新娘。王莽成為正牌外戚,地位更加鞏固。

公元6年,漢平帝居然去世了,年僅15歲。這次,王莽找來尚在襁褓中的漢宣帝玄孫劉嬰,即孺子嬰。然而僅將其立為皇太子,而自己卻稱“攝皇帝”,又稱“假皇帝”,代行皇帝之職。

野心,昭然若揭。

部分劉氏宗族、漢室忠臣對此不滿,便起兵討莽。王莽起初十分恐懼,但隨著叛亂被鎮壓,王莽也漸漸放開了膽子。儒生們此時更是助王莽一臂之力。

在董仲舒將“天人感應”引入儒家思想后,面對西漢末年的困局,儒生們已然相信老劉家氣數已盡,甚至連部分劉氏宗族的儒者,也對自己家族的命數失去信心。禪讓之說,在漢哀帝時就已高漲,漢哀帝自己甚至動念要將天下禪讓給自己的男寵董賢。

而王莽為了減少篡位的阻力,大加鼓吹讖緯神學,比如哪里挖出一塊石頭上面寫著“求賢讓位”、“漢歷中衰,當更受命”云云。各種祥瑞,各種符命紛紛“被發現”。

壓斷西漢駱駝背的最后一根稻草,就這樣被儒生們放上去了。

公元8年,53歲的王莽在朝野廣泛的支持下,代漢建新。

“皇帝”前面多余的字去掉了。

王莽可以名正言順實踐自己的政治抱負了。詔令次第發出,王莽改制拉開帷幕。主要的內容概括起來,大概有如下幾條:

一、天下的田地更名為“王田”,嚴禁買賣。家中男丁不足八人而田地超過一“井”者,多余的田地必須分給九族、鄰里和鄉黨;

二、解放奴婢,禁止買賣奴婢;

三、改革幣制,仿照古幣,發行新貨幣;

四、變更地名、官職名稱;

五、鹽鐵、布帛國有化;

……

王莽改制的靈感,皆從儒家經典的政治理想中來,效法周禮進行改革他希望通過這些措施,能重回三代大同之世,救萬民于水火。

有人給王莽的政策提意見,說你這么搞,新朝要完。

此時的王莽卻已不是當年那個“折節恭儉”的謙卑者了。面對勸諫,他閉目塞聽,不僅不為所動,甚至將勸諫的人免職。

在對內改革的同時,王莽也不忘與周邊四鄰建立新型外交關系。

稱帝后,他以“天無二日,土無二王”為由,將原先冊封的周邊小國國王改封為侯,令其大為不滿,一時間西北、西南戰亂四起。

在東北,王莽征服高句麗,將其改名為“下句麗”而對匈奴,王莽也一改以往的友好政策,不僅將“匈奴單于璽”代之以“新匈奴單于章”,還下詔令將匈奴單于改名為“降奴單于”北境由此再無寧日。

戰爭激化了改制造成的矛盾,讓西漢末年留下的病癥一齊發作。

這場“法古改制”的結果,大家都知道了。

6. 毀而無譽

西漢儒生的三觀,一向是很奇葩的。

漢宣帝時召集群臣,想給他的爺爺漢武帝上廟號。西漢一代,皇帝掛了之后,大多數都有謚號。現在人們所稱呼的漢文帝、漢景帝、漢昭帝什么的,都是謚號。而廟號,在西漢,一定是特別有成就,特別有作為的皇帝,才能擁有。比如文景之治中的父子倆,漢文帝的廟號是“太宗”,而漢景帝呢,沒有廟號。

所以當漢宣帝君臣討論漢武帝廟號時,有一位叫夏侯勝的大儒發話了。他說:

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,然多殺士眾,竭民財用,奢泰亡度,天下虛耗,百姓流離,物故者半。蝗蟲四起,赤地數千里,或人民相食,畜積至今未復,亡德澤于民,不宜為立廟樂。

在他眼里,漢武帝因為不行仁政,于百姓沒有恩澤,就算他武功了得,也不配享有廟號。

所以前文提到的漢宣帝對西漢儒生的評價,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中肯的。所謂:“俗儒不達時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實,不知所守。

在儒生看來,盛如武帝、宣帝之時的西漢都尚不足取,更何況病魔纏身的暮年西漢了。眼前困難越大,他們便越懷念過去,否定當下,一味求古而不思進取。

王莽不僅是西漢儒生的代表,也是一種文化思潮的代表。

王莽的失敗,固然與他個人晚年過度自信、剛愎自用有關,但最根本的當時儒家治國理念的失敗。

吊詭的是,王莽死了,他的歷史就定格了,但儒家思想卻不會。

在后面近兩千年的時間里,儒家思想不停地演變、進化,不斷地完善,最終成了君主專制正統不二的維護者。而當時在西漢坑掉老劉家江山的黑歷史,漸漸沒有人再提起。

畢竟錯誤都是個人的,“儒家學說”怎么可能去背鍋呢?

就這樣,王莽,史上獨一無二的“民選皇帝”,慢慢演變成了居心叵測的“篡位者”。

在為儒家理想打工的路上,被儒家理想給坑了。就這么簡單。

歷史上有很多人,比如司馬懿,唐玄宗等,大半輩子好評如潮,卻最終晚節不保。假如王莽死在53歲而不是68歲,死在稱帝前而不是稱帝后,后人將如何評價他呢?

后世篡位者也很多,但如隋文帝、唐太宗、宋太祖、明成祖等等,皇帝當得還不賴,所以也不曾像王莽這樣受到后人的苛責和批判。如果王莽改制成功了,后人又將怎么說呢?

可惜沒如果。

唐朝詩人白居易說得對,這就是一個歷史的迷思,人性的迷思:

周公恐懼流言日,王莽謙恭未篡時。
向使當初身便死,一生真偽復誰知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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